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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被征迟迟没进展,沿海村落豪宅一年只住一

文章作者:三农新闻 上传时间:2019-09-19

正月初六,农历新年的余味尚未褪去,依稀有阵阵鞭炮声传来,村子里的乡亲们大多开始忙碌起来。冬小麦(2511,-2.00,-0.08%)已经微微泛黄,有些田地已经干裂,又该给小麦浇返青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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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告诉我,家乡今年的冬天格外冷,但只有几场零星小雪降临,并不能缓解冬小麦的“干渴”。拿母亲的话来说,“连地皮儿也没湿。两年多了,都没有下过一场透雨,田里旱得实在不像样了。”母亲哀叹道。

土地被征但迟迟没进展 居民生活遭遇各种困难

凌晨3点,外面还是漆黑一片,刺骨地冷。寒风中,父亲开着三轮摩托到田地里“占井”。所谓“占井”,就是这几年总是大旱,村里的水井基本上都旱干了,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口深水井能够用来灌溉,整个村子约有1500亩的田地,每到农田灌溉时节,乡亲们需要排队浇地,往往排队到最后的,抽水就会非常困难,从而导致浇一亩田地需要花上两倍以上的工夫。正常浇一亩地大约需要10度电,而抽水困难的时候,则需要30度电左右;而且,耗费更多的是精力,有的乡亲为了浇几亩田地,在机井边睡几天几夜。

恩济庄村陷僵局近20年

从早上6点多开始,一直到下午4点,父亲才把家里的两亩麦田浇完。回到家中,父亲叹息道,水太小了,现在浇地用潜水泵抽水,每次抽上来的水只有半管子,浇地是越来越艰难了。“要是青年渠还有水,哪会费这劲。”父亲怀念道,听说要重修青年渠,不知道啥时候才能重新用上渠水。

本报记者 赵喜斌

而现在村子里的年轻人大部分在外打工,种田的大多是老弱妇幼,灌溉的困难使部分田地常年得不到有效灌溉,收成锐减。

西四环内西八里庄路,一片低矮的平房在周围的高楼映衬下好似洼地,临街的平房几乎全部变成了小吃店和食杂店。

父亲和乡亲们所怀念的青年渠,就在离我家农田不到1000米的地方,一条修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大型水利灌溉设施。

恩济庄村位于阜成门外八里,清朝时为太监坟地。恩济西街旁的平房便是旧时村子的一部分。

“1958年,由国家出资,我们小屯十几个大队的干部带着村民修的,修了三个月就把干渠挖得差不多了,能把汝河水引进来灌溉了。”现年83岁的原老支书韩海滨回忆道,青年渠刚开始的规划,是汝州小屯的几万亩地都能用上自来水。

黑色“拆”字写在胡同墙上,很多字迹已被白色油漆涂掉,已很难辨认。在许多居民眼中,这些字已经写了十多年,但是拆迁却从未真正出现。

经过多年不断修建砌石完善,修建好的青年渠主干渠宽约10米,深也近10米,长约近10公里,灌溉农田面积近2万亩。“仅在我们杨集村就有三个支渠,村子里的农田基本上可以用自来水灌溉。”曾参与修建青年渠的退休教师老杨回忆道,当年全是人工修建的,整个工程比较庞大,为把渠砌得更为结实,都是从3公里外的三山寨挖来石头,按照当时的财力计算,整个工程耗资也是巨大的。

拆迁从2001年左右正式在村子里贴出公告,前后两次要求村民提交相关证件。因属于拆迁范围,户口冻结、无法动土改造老房、用水困难……都困扰着仍旧生活在这里的40多户居民。

青年渠修好后,为了协调上下游的用水,还成立了专门管理青年渠的机构,负责协调各大队上下游的用水,以确保沿线十几个村子都能用渠水灌溉农田。“渠里常年流着清冽的汝河水,那时候村子里还能种水稻,从不缺水。”老杨回忆道,每到旱季,只需打开水闸就能浇地。

等了将近20年,但拆迁却始终未至。被拆迁还是改造现有生活环境,40多户的居民仍旧在等待。

而在孩子们的心中,青年渠则是童年最深刻的美好记忆。清凉凉的汝河水常年流淌,每到夏季,孩子们都三五成群地到渠里洗澡,抓鱼,抓螃蟹。村子里的妇女们则都在渠边的欢声笑语中洗衣服。

胡同墙上到处写着“拆”字

岁月匆匆,从上世纪八80年代,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分产到户,青年渠开始疏于管理,而随着汝河水的渐渐干枯,青年渠亦随之汛季有水,旱季渐渐断流,直到前些年,青年渠彻底断流。

西八里庄路路边的小吃店只能容下五六个人,几名没有座位的食客探头望向屋内,盖饭和面条是小吃店里最畅销的食物。

如今,曾指挥协调青年渠用水的指挥所人去楼空,青年渠无人管理,断流后被垃圾秸秆填满,曾经铺设的水下管道、渠首闸门等设施尽数破坏。这个曾经耗资巨大,被寄予缓解旱情厚望的青年渠已然是杂草荒芜,伤痕累累。

小吃店向里,一条二三十米长的胡同蜿蜒向南,各式各样的简易房违法搭建,有的用作仓库,有的出租住人。

青年渠彻底瘫痪后,为了缓解旱情,村里打了9口深水井,而今亦是于事无补,常年的干旱,即使是深水井也只能断断续续地用水。

胡同里,一间房屋外黑色“拆”字已经被白色油漆覆盖,不易辨认。“这样的‘拆’字在这里随处可见。”82岁的耿福山在恩济庄村生活了50多年,作为恩济庄大队曾经的大队长,他如数家珍地指着村子周围,回忆起几十年前村子的样貌。“那些地方都没有了,有的变成了路,有的拆迁盖了楼房。只有我们这里,还住着40多户人家。”

“如果青年渠还能用,还能流着水,哪怕只是浅浅的水流,我们村里也不至于到现在几十米深的水井仍然不见水。”老杨不无惋惜地说。

胡同里的房屋大多没有门牌号码,只有几间房屋上钉着红色的门牌,一间房屋外门牌写着“恩济庄75”。周围盖满了楼房,这一片平房显得有些另类。

曾经参与青年渠修建、管理的乡亲们,有的已经白发苍苍,有的已悄然离世,乡亲们用青春和热血修筑的青年渠是否也会像他们一样悄然而逝呢?

一排连在一起的简陋平房,平房屋外同样堆放着大量废旧木板,一些外来租户居住在内。“消防安全隐患当然不少。不耐火的建筑材料,再加上各种无序堆放的易燃物,空间这么狭小,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一名居民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居民为了生计,不断加盖房屋,致使原本还算通畅的胡同变的拥挤不堪,胡同无法承载两个人并肩通过,“私搭乱建情况十分严重,很多的电线都盘踞在居民住宅的屋顶上。大家伙盖出小房用来出租,二三百元就可以租到一小间。”

渴望“被拆迁”的老城区

一名居民家外,一条水带从胡同里穿过,插进十几米外的下水道中。“这户算好的了,以前的人家家里没有用水带引导下水道,就直接排到胡同里,夏天都是臭味,到了冬天结了一层厚厚的冰。”

李凤桃

60多岁的居民刘女士,老少三代都住在2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一道推拉门把老两口与女儿女婿隔开。“孩子一回来就把门拉上,我们这个屋子没有窗户,特别闷热。你不知道三环外四环里还有这样的地方吧?”

正月初四一大早,尚义县城老城区的住户老肖穿过狭窄的巷子,敲开了邻居老王的大门,不仅是拜年,还为了商量一件事儿——拆迁。

新建厕所完工一年仍未使用

尚义县是河北省西北部一个人口仅20万的小县城。县城的太平北街往北有一溜儿老平房,属于老城区。2010年,一个新楼盘打破了老城区居民平静的生活。

在耿福山眼中,胡同口的公厕是这里最稀缺的资源。“上公厕也有早高峰和晚高峰。”

紧挨着老城区建成并开始交房的新楼盘叫学府新城,楼房盖得“威武气派”,而且是集体供暖。新旧对比之下,平房生活的不便显得更加明显。

平房区的东侧有一座公厕,男女共四个蹲位很难满足周围居民的需要。早晚高峰时,排队的场面时常出现。“以前在西面还有一个厕所,修路的时候拆了,现在就只剩下这一个能用了。”

和大多数老城区住户一样,老王的房子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老王一家五口人,家里的两间房只有40多平米,其中一间是厨房,另外一间兼顾着客厅与卧室的功能。每当儿女回到家,狭小的卧室显得特别拥挤。平房里没有独立卫生间,居民只能去800米外的公厕。今年冬天,当地气温常达零下二十度,伴随着大风,距离远的住户出门如厕要走七八分钟,极为痛苦。每天清早,居民外出倒尿壶成为一道最尴尬的风景。此外,平房最不方便之处就是没有下水道等公共排水设施和垃圾集中回收站,一些贪图便利的居民便将生活废水和垃圾随手倒在了街头巷尾。

几天前,纠纷因上厕所排队而起。“年轻人蹲在那里玩手机不出来,后面排着很多人,往里扔东西、骂人。后来打起来了,110都来了。”耿福山说,胡同里老人很多,身体不好的人也很多,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上厕所都已经成为了最实际的困难。

尚义县也对平房区的居民环境做过改善。一年前,太平北街的泥土路被改造为水泥大道,但排水和生活垃圾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这么多年,这里的生活环境一直是这样,这片小区也有居委会,但没人管”,一位老居民说,连仅有的两个公厕也没人负责保洁。由于公共设施和服务的缺乏,虽然居住在城区,平房区的居民并没有感觉到自己作为城市居民的生活便利。

“分什么情况,能外头解决的就不去遭那罪了。”一名居民同样受困于如厕难,自己想办法解决成了他的方式。

在过去三年,平房区住户窗外的高楼一栋栋拔地而起,平房区的面积在渐渐缩小。住在平房里的居民,也开始期盼住楼房的生活。

一年多前,就在公厕北侧,开始进行施工。“我去打听了一下,说是建一个新公厕给我们。”耿福山很高兴,像当年当大队长一样,回到胡同里就把好消息传达给周围的邻居。

最早听说这一片平房要拆迁的,是老肖和老王。

看着新公厕一点点建起,公厕外墙已经铺上瓷砖,在耿福山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座干净宽敞的公厕画面。“可是这个美事儿没想多久就没了,盖起来的公厕大门紧锁,谁都进不去。”

因为紧挨着新楼盘的锅炉房,新楼盘集体供暖后,“我们家天天都有一层黑锅炉灰,擦都擦不净,晚上锅炉房鼓风机嗡嗡的声音吵得睡不着觉。”老肖说。

“修好了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却不能使用。”一名居民说,急于如厕的居民排着长队,看到路对面新建却不能使用的公厕,“那心情真是绝了,都不敢多看几眼,越看越憋不住。”

不仅如此,平房里曾经一天七八个小时的阳光普照,如今因为新楼房的遮挡,每天采光不足两个小时。很多平房区的居民开始对新楼盘的开发商感到不满。

公厕外杂草已经没过脚脖,有的一米多高,所占面积与路南的小公厕对比鲜明。“去反映,街道就给我们说,‘凑合点吧,房子快占了’。这话说的都快20年了,这不还这样呢吗?”耿福山对新建公厕已经不抱有希望,躲过早晚高峰才是他每天最迫在眉睫的大事儿。

为了讨个公道,2011年,老王和老肖结成同盟,找到学府新城的开发商,要求给平房区居民一个说法。开发商的回复让他们感到意外而欣喜:学府新城以北的这片平房区也要拆迁了。

户口冻结不能动土用水困难

从此以后,老王和老肖从开发商的讨伐者变成了支持者。他们多次向开发商反映老房子的噪音、污染、遮光问题,希望开发商能够早日拆迁建楼,并主动对这一片区的住户人口、住房面积等展开调查。

十几年前,大白纸的拆迁公告贴到了胡同里,“什么时间拆完,都有个大概的时间表,在墙上开始写着‘拆’字。”耿福山说,现在依然可以在村子里找到“拆”,很多已经褪色,或者被白色油漆涂抹掉。

根据开发商以前的拆迁安置标准,老王家的平房和地基还换不来同等面积的楼房。老王家正房加配房、院落的总面积有90多平米,而折算的房屋只有60平米左右。如此,老王还要用约1800元每平米的市场价购买其余30平米的楼房,加上后续装修,老王还要投入近10万元才能住进新房。

耿福山的小孙子要上小学,想将户口转至恩济庄村,“但是办理时,工作人员告诉他,这里要拆迁,户口冻结。现在孩子23岁了,都上班了,恩济庄村还没有拆迁呢。”

即使如此,平房区的居民对于生活条件的改善也是迫切的。根据老王和老肖的统计,在学府新城以北“即将被拆迁”的太平北路片区,21排平房的180户人家中,除两户不同意拆迁外,其余住户都同意拆迁。

村子里一些房屋墙壁出现了裂缝,有的裂缝一指多宽。“想把房子整修一下,把这个事情告知城管,但是城管却说,我们属于被拆迁范围,不能动土。”一名居民说,很多房子都属于危房或是近似于危房,安全隐患很大。

但是,当老王和老肖将花了几个月调查的材料交给开发商时,开发商又表示,开发成本太高,还希望政府能减免一些费用。于是,两人又找到尚义县政府分管城市建设的领导,“领导说愿意给予支持,并考虑在土地出让费用上给予减免。”老王说。

用水也成为居民面临的一个困难。“最严重的时候要利用非用水高峰期,自家提前储存一些水,家家的地上都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水桶。”一名居民说,居民们不止一次向有关部门反映过类似的问题,得到的答复就是公共水管老化,有漏水的地方,致使水压不够,但水管埋在村庄之下,所以无法进行修缮。

在老肖、老王等住户看来,拆迁的事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就等开发商最终作出开发决定了。

“管道在地下三十多年,很多都老化,村里的总表跟各家各户的水表数对不上。差了好几倍,因为很多水都从地下管道跑了,大家也就不怎么交水费。”刘女士说,在一次调解座谈中,居民和自来水公司商讨一起分担多出来的部分,但是没有谈妥,所以就不了了之。

不爱种地的农民

土地上世纪90年代即被征收

李勇

刘女士回忆说,居民曾两次交齐身份证,户口本等证件。“一次在2001年左右,一次在北京奥运会时左右。”

“今年我和你妈是继续在家里种点地呢?还是和你一起到上海,我们找点小活儿干?”父亲问大学刚毕业的儿子。

周围的小区都在这二十来年的时间建起来,刘女士望眼欲穿。“有的地方没有说拆迁都拆了,我们这从我闺女小的时候就说要拆迁,现在小外孙女都10岁了,还没有拆。”

这一情景发生在春节过后的豫南某山村。春节过后,又到了儿子告别家乡,回到城市工作的时候。“家庭会议”召开了,讨论的是他们一家今年的发展大计。

“家里孩子都着急等着住楼房,”耿福山的家里住着老少四辈十口人,“孩子好不容易交了一个女朋友,女方来到家里一看,得,没有独立住房就吹了。” 一名村民说。“打相关部门电话热线询问拆迁情况,回复说这个地方早已被征用了。”

在这个山村,以前农民的生活主要靠种地,因为地处丘陵,雨水尚好,种植主要以水稻为主。

一名居民去年曾打了一起房产纠纷官司,他得知:“本案诉争房屋所在区域土地在20世纪90年代时期被征收,已非农民宅基地。”

而现在,种庄稼在这个山村的重要性已经大不如前了。走在村子里,你很难看见牛的踪影。牛曾经是这个尚未推行机械化耕作的山村最主要的劳动工具,往年,你会经常看见村民牵着自家的牛出来喝水、方便。这一变化意味着,村里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了。

海淀区八里庄街道办事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对于恩济庄村存在的问题,在调研后会进行相应解决。拆迁迟迟未动,应由相应的开发商负责。

一位70岁的老者说,现在村子里种地年龄最小的也是60年代人。有意思的是,春节期间,在村子里,人们打起招呼来,也不再是问“你今年的收成多少?”而是问“你在外面挣了多少钱?”

北京京禧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洋认为,城中村是一个介于农村行政村与城市社区居委交融的特殊区域。在一些城中村的拆迁改造过程中,人员身份既是城镇居民身份,又是搬迁对象、征地拆迁对象等身份。房屋用途广和产权确认难,既有住房,也有一些房屋改作他用的经营性用房。既是农民宅基地,又发挥着城市房屋的功能。房屋产权确认相对较难,有因城市规划限制、建设年代久远形成的无证房,有分户析产、自然继承、买卖交易形成的协议房。从而,在一些拆迁过程中,被拆迁对象有不同的利益和诉求,征地方与被征地方较难达成共识,一些拆迁项目因此而被搁置。 J209

不种地的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人在干啥?

有些经济基础的,将孩子留给老人照顾,在冬季外出充绒。“虽然那几个月在外面过着极其艰辛的日子,但生意好点,我能挣个10来万,这在农村已经不错了。”一位外出充绒的老板说。

而充绒这个活计,已经成为这个山村甚至所在县的主流产业之一,因为每一拨出去充绒的都会需要至少五六个劳力,包括裁剪、打杂等不同工种,工资从1万到3万元不等。

有些有学历的80后、90后则进入工厂,以去江浙、广东为主。在村子里,一位1986年出生、上过高等专科学校的青年说,“现在让我种地,我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在厂子里上班,一个月4000多元,没活儿干的时候还可以和工友们‘斗地主’,不比种地强?”他发愁的,只是还没找到媳妇儿。“在农村找媳妇儿,动辄要求在县城有一套房。结婚晚了吧,家里又催得紧,每次回家过年压力都不小。”

围着火炉,家庭会议还在开着。父亲点燃了一根烟,算起了账:去年,家里种了3亩田,应节时,种了一些西瓜和棉花(19745,-85.00,-0.43%)。杂七杂八的成本除掉,把全部的粮食、棉花、西瓜卖掉,挣了不到2万元。

母亲接着说,“如果我和你爸到上海,每人找个每月一两千元的工作,一年下来也不止挣2万元。相比较种地,种地太累了,每年到了栽秧时节,脚都泡在水里,腰也直不起来……”

儿子听了,心疼父母,表示今年将父母接到上海,租个大点的房子一起住。

可是父亲又犹豫了,听儿子说换个大点的房子住,每个月房租得2000多,“挣的够交房租吗?”

家庭会议陷入了沉默。

一起沉默的还有这个山村。春节一过,除了极少的种地人留在家里,外出的都已经开始出发,老人、儿童成为这个山村的留守人,他们又在期待着来年春节的短短相聚。

正在消失的乡村学校

赵剑云

春节回家,跟老同学聚会、回忆过往,是很多“回乡客”的重要活动之一。然而,最近几年,“母校没了”、“老师走了”,成了很多“回乡客”的感慨。

几年前,位于桂林北部的全州县绍水镇还有3所初中,现在,只剩下了绍水初中一家;高中也由此前的两所变成了一所;很多村里的小学教学点,也几乎消亡殆尽。

记者曾经就读一、二年级的小学教学点,如今已经被当地村民拆掉用于建房。昔日的教室已变为工地,堆满了砖头。而记者曾就读的初中也已经被合并,“降级”为小学了;据住校的老师介绍,除少数几个老教师留下来了之外,绝大多数老师都搬走了。因为无人居住、修葺,许多教师宿舍开始破败。透过窗户,还能看到屋顶掉落下来的瓦片。

几年前,全州县共有40多所初中,目前只剩下23所。据全州县教育局局长蒋邦勇介绍,目前绍水镇仅剩的一所高中,在未来3年左右的时间里,也将面临被撤销的命运。其他乡镇的高中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

近几年,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入学人数减少,是很多学校撤并的一个原因。同时,生源外流和教育资源两极分化更是加速了各级学校的撤并。

据当地一位教师介绍,最近三四年,绍水镇的几所初中,已经连续几年在全州县的中招中“剃光头”了(即没有学生考上当地最好的高中——全州县高级中学)。而在往年,绍水镇每年会有几十名学生考上全州县高级中学。

在很多家长看来,自己的孩子如果能够考进全州高级中学,未来考上一所好的大学,就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而“剃光头”的情况,让部分家长对绍水镇的两所初中失去了信心。他们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县城和其他乡镇教学质量较高的学校就读。这就造成了很多优秀的小学毕业生外流。

为了更好地整合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全州县教育局对绍水镇原有的初中进行了撤并。实际上,按照国家教育结构布局调整的方向,初中要向城镇集中,高中要向城市和县城集中。“我们原则上每一个乡镇就办一所初中。”全州县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唐智民说。

以往,全州县的高中生录取依据是分数,现在是等级。全州县高级中学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示范性高级中学,招录的基本上是一等、二等的学生。三等到七等的学生则分别集中在县城里的另外两所中学。剩下的八等到十等学生才是乡镇高中的录取对象。

这就加剧了乡镇高中生源的紧缺。生源紧缺导致经费不足,这就使得很多乡镇高中运转比较困难。

这样的情况,让全州县教育局觉得撤销乡镇高中很有必要。为了承接乡镇高中生向县城高中转移,近几年全州正在县城全力建设全州县高级中学分校,预计在未来几年投入使用,将能够容纳六七千名学生。这一“容量”,完全能够容纳目前所有乡镇高中的学生。

除了中学,小学也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在逐渐集中。离绍水镇镇政府不远的绍水市场完小,就显得有些“人满为患”。

据绍水镇中心校校长赵名富介绍,目前绍水市场小学在校人数已在1600人左右。相较前几年,几乎翻了一番。为此,学校去年又新盖了一座4层的教学楼。而之所以有这么多学生向该小学集中,他认为,除了学校的教学质量高以外,城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最近绍水镇经济发展得比较好,很多农村人都搬到了镇里居住和做生意。

同样的情况,县城里的中小学校,也都存在。唐智民认为,是老百姓清楚地看到了教育的城乡差别,“所以他们想尽办法,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比较好的学校”。

撤并与集中办学总体来说,有利于改善教学条件,优化教学资源的配置。不过,也有些老百姓并不认可,“他们想就近入学,哪怕你一个学校就十个八个人。”蒋邦勇表示。

蒋邦勇说,此前,按照国家的教育政策,小学要向乡镇集中。但近年来,有的教育主管部门对其进行了反思,结论就是:原来的撤点并校问题有点走过头、扩大化了。为了保证就近入学,避免引发上学难等新的问题,全州县在撤掉很多乡村小学教学点之后,依然极力保留各个行政村的村小学。不过,这些村小学的入学人数普遍很低,最少的一个小学只有6个学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最后也会有少数小学办不下去。

据当地老师和教育主管部门反映,现在大学生不包分配,很多师范院校的学生在毕业后不愿意去农村小学任教。这使得目前全州县小学老师非常紧缺,小学教师老化问题严重。

比如妙山小学,只有几个学生,在学校唯一的教师逝世后,该校学生都转到了镇上读书,学校随之彻底停办。福壁完小现有5名老师,其中4个年纪在56岁以上,他们过几年退休后,该校也将只剩1名老师。

当地教育部门也在想方设法解决这一难题,但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照此下去,可能还会有学校难以避免被撤销的命运。

再见,窑洞

白朝阳

甘肃省东部,沟壑纵横,墚峁交织,这里是黄土高原黄土层最厚的地方,而位于甘肃东部的庆阳市则是窑洞最多、最稠密的地方。几千年来,窑洞是这里唯一的住宅形式。厨房、卧室、贮藏室、厕所,甚至鸡窝都是大大小小的窑洞。

然而现在,这里的窑洞正被废弃。随着城镇化的加速,一片片新瓦房拔地而起,窑洞几乎彻底淡出了庆阳人的生活。

“20年前我家盖瓦房时,村里住窑洞的人还很普遍,盖瓦房是件新鲜事。而现在,住窑洞才稀奇呢!”家住庆阳市正宁县佑苏村的白刚这样感叹道。

在正宁县,几孔窑洞可能是几代,甚至几十代人共同的住所。据当地人介绍,以前要在沟边挖一个4孔窑洞的住宅,至少需要3到4年的时间。因为在当时,单轮的架子车很少,一个村就那么几个,农民只好一头一头把土挖出来,再用担子挑出去倒在沟边。

如今,很多人都搬出了窑洞,住进了瓦房甚至楼房,但对于那些生在窑洞、长在窑洞的老年人来说,窑洞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遮风挡雨的住所,而且是生命的一部分。

在佑苏村,九成以上的窑洞都已被废弃,由于没人修葺,很多窑洞塌陷成了“危窑”。70多岁的李大爷和老伴至今仍然住在窑洞里。当地人认为,从风水上讲,窑洞越隐蔽越好。李大爷的窑洞坐北朝南,面朝大沟,不易发现,算是“上品”。

穿过一个深长漆黑的“洞子”,一个一人高、一米宽的大门咯吱作响。进了大门,大大的院子扫得很干净,扫帚掠过泥地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院子里摞着半人高的玉米(2438,-3.00,-0.12%)棒子。贴了对联和门画的窑洞,像涂了胭脂的老奶奶一样,焕发着节日的笑颜。

“我的孩子们都先后搬到瓦房里去了,我不愿搬,死也得死在这窑里。” 李大爷抽着烟,显得非常平静。他说,自己就是这孔窑洞里出生的。他的父亲、祖父都是。

在正宁,住人的窑洞都有土炕。冬天被烧热的土炕就是窑洞的“暖气”。有时候土炕和灶台连在一起,做饭时产生的热量也不会被浪费掉,可以进入土炕被二次利用。

在李大爷看来,“窑洞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起火”,在农村,人们习惯把柴草、牲口饲料都堆在房里,如果是土木结构的瓦房,则冬天烧炕时很容易引起火灾,而住窑洞就不用担心,“基本上全是土,土不会着火”。另外,“住在窑洞里都很少得病”,李大爷说,现在村里规模化养猪的人很多,一些废弃的窑洞被改造成了猪圈。去年,养在砖瓦猪棚里的猪很多都患上了口蹄疫,但是养在窑洞里的猪却很少得病。

当然,窑洞的弊端也很明显。由于挖窑洞需要借助坡地,修建在沟边,所以农户会居住得比较分散,很多公共设施无法跟进。现在新建的瓦房大多集中在远离沟壑的平地上,自来水结束了过去架子车取水的日子,电灯代替了蜡烛和煤油灯,水泥村道也取代了过去的土路。

如今在正宁,为数不多的窑洞家庭里,有些是像李大爷一样因为“有感情,舍不得”,有些则是因为穷,没有钱盖房,不得不留在窑洞里。

“说窑洞冬暖夏凉,那是自己骗自己,谁不知道住在瓦房里灰尘少,进出不用爬坡,方便舒服?”至今仍住在窑洞里的白奇指着自家的窑顶说,住在窑里吃水都是问题,去年村上供自来水,他只好在窑顶上打洞,把水管子引下来。

如今,住瓦房的人多了,统一规划的新农村住宅也成了时尚。然而,由于正宁县新农村住宅10多万的价格和备受质疑的房屋质量,让很多农民目前仍在犹豫是否购买。

“新农村,一套10多万,这对一个农民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又听说新农村住宅质量不好,不值那个钱。”白刚抽了一口旱烟,若有所思地说,“可是娃也快娶媳妇了,总不能再在老房子里娶了。”白刚显得很是矛盾。

挽救哈尔滨“老味道”

马玉忠

建筑,是哈尔滨市很好的名片。

哈尔滨作为颇具殖民色彩的城市,其近代建筑中独特的风格类型——“中华巴洛克”,就是基于中国传统建筑及欧洲巴洛克建筑风格之上的一种近代折中主义建筑类型,是“中西建筑交融”倾向的很好例证。

哈尔滨的“中华巴洛克”建筑,大多建于上世纪10—30年代。彼时的道里区及南岗区成为俄国人的“国中之国”,而当时的“傅家甸”处于中东铁路的附属地以外,是中国居民的集居地。随着“闯关东”移民们纷纷踏至,一批精明干练的民族工商业者开商铺、办工厂的范围、规模逐渐扩大,“傅家甸”已显现出商业中心迹象,出现多家老字号商铺,这些民族工商业者纷纷效仿道里区、南岗区的洋人,在道外区腹地建设自己的“小洋楼”,并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民族的建筑理念,于是便诞生了中西合璧的中华巴洛克式建筑群落。

中华巴洛克街区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富,建筑、院落、街巷、民俗文化反映着哈尔滨城市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承,代表这一地区的发展脉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

然而,历经百年沧桑,旧时的富商宅邸现今已成为数十户百姓共同居住的杂院或挪作他用。虽然基本保持原样,但因年久失修,砖木结构的外墙体均有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此外,居住活动于此的百姓,并未意识到所居老宅的价值所在,广告牌匾随意地披挂在建筑立面上,墙立面的花饰、雕花围檐每时每刻都在遭受着摧残,许多典型建筑的墙体已经出现裂缝,局部塌陷,成为危房。

由于该建筑群落内只有上水,冬天污水当道,夏天泥泞不堪;区域内道路狭窄,缺少集中供热、下水、煤气等基础设施,百姓出行不便,生活环境条件很差,加之私建乱建严重,存在极大火灾隐患。据统计,该区域内有7941住户,人口两万多人,人口密度堪称哈尔滨市最高,一度成为该市着名的“棚户区”。那些屹立在漫长的岁月中,见证了无数跌宕的故事,也见证了曾经的繁华的中华巴洛克建筑群落,被快速发展中的大规模城市建设洪流吞没,“中华巴洛克”这一典型的中国近代建筑风格,随时都有消失的危险。

2010年1月,哈尔滨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实施中华巴洛克保护更新项目建设决定,在总体定位上突出哈尔滨历史文化名街品牌,将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打造成哈尔滨历史文化博览中心、民俗文化展示中心、中华巴洛克建筑艺术中心。

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总用地50.27公顷,按照“修旧如旧、落架修缮、更新与改造、拆除新建”的原则进行保护性抢救及改造的同时,同步实施周边道路、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建设;植入新的业态功能,形成集商业、旅游、文化、特色餐饮于一体的多功能核心区,推动传统商业和新兴产业有序转换与衔接,重现老道外开埠时期商业街区的独有魅力。

繁华过,衰落过。如今,随着中华巴洛克保护更新项目的建设,这片全世界保存最完整、最大的中华巴洛克建筑群落,终于重回当年。

挽救的不仅仅是建筑,更是历史文化,它唤醒的是人们对历史的回忆及众多“老味道”的回归。

那些消失的舌尖美味

侯隽

过年同学聚会,望着一桌子的大鱼大肉,忽然有人感叹:“其实我最想吃的是以前学校门口卖的烧饼夹豆腐串!”所有人不约而同地感叹,每年回到家乡,承载着记忆的东西越发屈指可数,尤其是当年记忆中那些舌尖美味慢慢消失了。

烧饼夹豆腐串可以说是高中整个三年的课间加餐,每到课间,就有两个老太太推着小推车来到学校门口,同学们蜂拥而至。只要那干净利索的老太太打开锅盖,一股热气与香气就扑面而来,老太太先把豆腐串拈起来放入调料罐中拌一下,然后塞入切开小口的烧饼肚中,再放入海带丝、黄瓜丝、土豆丝,还有鲜嫩的绿豆芽,最后再撒上调料。一切动作二三十秒就完成了,轻巧娴熟,转眼间烧饼就变得胖嘟嘟圆滚滚的了。拿在手上咬一口,香辣可口,豆腐串愈嚼愈香,而且只要8毛钱一个,可谓是物美价廉,还绝对吃得心满意足,然后安心继续去上课。

紧邻烧饼摊儿还有一个卖粉浆面条的,这是一种用豆浆发酵制作的面条,都是推着小推车叫卖,价格一元钱一碗,非常便宜。只要到了大课间,这些小摊前就会排起长长的队伍。当时,我们深知时间的宝贵,几乎做所有的事都是一路小跑,同学之间也省去一切废话,以免浪费时间,大家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谁一次两样都能买到,绝对令人羡慕。“据说现在开封还有,上次回家我开车两个小时跑去找,但不是当年的味道,那是记忆中的味道。”同学感慨地说。

烧饼夹豆腐串和粉浆面条是由于在物质匮乏年代才出现的草根食品,这种小推车叫卖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渐渐消失。而另一些食品,则是由于制作比较复杂,也在春节的餐桌上不出现了,比如说花糕、糖画。

蒸花糕以前是北方人在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都要做的面食。北方地区春节有蒸花糕送客的习俗,且蒸的花糕重量越重,越显示出对客人的尊重,不但增强了春节喜庆的气氛,还寄托了人们对新年新生活蒸蒸日上的美好愿望。但是由于制作比较复杂,尤其制作大花糕需要特定的专用蒸笼,城市中已经很难再看到其身影。

和现代人迷恋星座不同,以前的人特别重视农历生肖,尤其是在春节会给孩子买个生肖糖画,好吃又好看。制作糖画的工具很简单,只要一锅熬好的糖、一把炒菜勺、一块大理石板就行,但是对制作人的要求非常高,需要用小勺在画板上勾勒出传神的生肖图案,画的时候勺背上不能沾糖,否则就会有拉丝,影响效果。卖画糖的一般有个挑子,两头,一个是转盘,一个是画盘,转盘上有十二生肖,上面悬着一根针,转到哪里停了,便给顾客画上这个糖画。

记者今年在家乡的庙会发现了糖画,但是图案非常简单,和儿时回忆中那些栩栩如生的生肖图案没法比,糖画制作人小卫告诉记者:“我是向我父亲学的,但是远不如他。因为熬糖就很考验功夫,首先需要红糖、白糖(5435,-17.00,-0.31%)、冰糖按照一定比例融合,熬糖也得讲究火候,火大了颜色不好看,火小了太软不好成形。此外还必须会画画,比如做个龙还要勾勒出鳞片,自己制作糖画纯属玩票,回馈一下亲友。”

或许这些东西真的只属于过去吧,属于那样一段特定的时期,就像过去的一些人和事一样,只能在回忆的缝隙里偶尔闪现,却无法真正走入现在的生活。可不知为什么,夜晚深深浅浅的梦里,总会有这些小吃的香味,也时时在梦中萦绕,无法释怀。也许这就是乡愁,因为思念家乡,所以总怀念家乡的菜,不论走到哪里,不论吃过多少美味,总想吃的、最喜欢吃的还是家乡的菜,这才突然明白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怀念和寻找,原来,是因为太怀念那段生活。

曾经以为最想要去的地方是远方,如今身在远方,却发现,最难回去的,却是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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